中国近几十年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裹挟着林林总总影响老人生活处境的不利因素，例如，中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代际关系的嬗变，家庭养老传统的弱化，尚在摸索阶段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及人口结构加速老化的发展态势等等。这些因素盘根错节纠缠一起，激起了人们对未来老年生活图景的担忧甚至恐慌，老年贫困问题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闯入人们关注的视野。

 

    越老越穷吗

    “老”是不是就意味着“穷”？对于快速老龄化的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要。如果“老年”对应的是“高贫困发生率”，那么老龄化程度越高，贫困面也就越广。学术上对于“老”与“穷”关系的系统认识可以追溯到贫困研究先驱Rowntree的“贫困生命周期论”，该理论指出个体在生命周期内的贫困风险呈W型曲线变动，老年期是生命周期中贫困风险最高的三个阶段之一。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老年群体是贫困高发群体”逐渐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常识，也成为对老龄化浪潮产生恐慌的理论依据之一。但假如我们仅对既有理论照搬照套，而无视该理论形成的社会运作空间，可能会造成很大误导性。贫困风险并不等同于贫困事实。尽管老年阶段生理因素所决定的劳动能力的降低以及疾病风险的提高确有增加贫困风险的可能性，但这一风险是否转化以及如何转化成社会事实则需要参照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背景。历史经验表明，风险转化的媒介条件往往比风险本身更为关键。例如，在中国农耕时代，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族制度以及与此配套的社会道德伦理奠定着长者政治经济地位优越于年轻人的合法性。再如，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由于强有力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老人一度是相对富裕的群体。所以，制度设计与文化规范等中间调节力量可以避免、化解老年贫困。

    对于中国而言，老年群体是否为贫困发生率更高的群体？尽管近些年已有零星的研究来评估中国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但由于缺乏与其他年龄段人群口径一致的统计数据，至今我们还很难得到统计上的精准比较；并且，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代际之间经济的独立性，除了个人收入、家庭内部资源分配逻辑对于老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代际之间已不再是明确的权力制约关系的资源分配逻辑，而是“孝”的道德观与经济利益优先的价值观在被喻为“黑匣子”的家庭内部运作，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与隐蔽性都决定了我们很难取得量上的精确认识。所以，目前的判断仅仅是根据社会变迁中的种种线索来作出的宏观性评估。笔者认为，当下或未来老年群体是否贫困化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对老龄化与老龄的认识，而非老龄化本身。

 

养老负担是一种话语建构

　　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养老”观念从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来，为老人获得照顾提供道德规范的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一种思维定势，即把老年生活等同于“被赡养”。从学术研究、媒体访谈，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讨论老龄化现象时，话题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向“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来应对老龄化浪潮？” 类似这样的发问已成为我们惯常的话语套路。有学者对2006年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老年/老人”的文献检索发现，78篇中有76篇都是以不同形式讨论如何“养”老的。老人就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养老声中被建构成等待“物质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足鼎立式照顾的对象，而他们作为主体性的人的丰富性与多重层次性却在这样压倒性的话语中被淹没、被忽略。他们被贴上“依赖者”的标签，尤其是当支撑养老行为的价值内核“孝”从人们心中日渐淡薄，但在形式上却依旧被言说与倡导的情况下，老人更是被定格为代际之间利益的竞争者，伴随来势汹汹的老龄化浪潮，被污名化为“沉重的养老负担”。

　　其实稍加留意，我们还是能发现很多线索来揭示被我们忽略的现实。例如，王德文等根据2000年全国普查数据评估，60岁以上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大约为33%，也就是说，1/3的老人仍旧通过就业活动来创造收入。另外，生活于体制外的绝大多数农村老人，退休对于他们仅是一纸空文，他们中的一部分是终生劳作直到病倒躺下。并且，许多城市老人退休后也并不是直接过渡到被赡养的赋闲生活，而是将他们的劳动从经济领域转向非经济领域，譬如队伍日渐庞大的老年义工。再如，香港大学吴楚玲博士2004年在厦门调查1629位老人发现，45.4%的老人报告有“带孙”经历。并且根据她的民族志研究，老人“带孙”往往被认为是老人应尽的分内之责，他们繁重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家庭或社会足够的认可。可以看出，社会流行的话语选择性地将老人建构成利益竞争者，而他们是价值创造者的事实却被系统地忽视。这种选择性的话语建构是不公正的，它是年龄成见的体现，从中能折射出社会对老年价值普遍的漠视与贬低。也正是这种年龄成见，成为滋生老年群体边缘化与贫困化的温床。

 

老龄化可以带来机遇

　　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年龄成见已经凝固为一种思考模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从一个被动的视角出发，将老人看做有各种特殊需求（如医疗与照料）的群体，讨论着如何满足他们各种功能性的需求。这使得我们陷在老龄化的恐慌情绪中难以自拔，让我们忽视了老龄化所带来的机遇。

　　波斯纳在《衰老与老龄》中的洞见对我们很有启发性：人的才能是多维度的，衰老过程并不是带来所有维度才能的下降，某些维度（如经验与智慧形式的固态智力）非但不下降反而上升。而不同职业对于才能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对于一些需要更多发挥固态智力的职业，例如中医、律师、学者、管理者等等，往往是年长者才有卓越的表现。可以说，正因年长者与年轻者不同的才能特质才使得社会的精细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因此，我们需要挖掘老人之所长，寻找适应于老龄化社会的老龄成员与非老龄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的各种可能性，创造能动的制度环境，使之成为现实。例如，随着劳动力年龄构成的老化，以及人口老化带来的消费结构的转化来调整经济结构；退休制度的调整，探索分职业/岗位退休的可能性，或者尝试在生命历程中配合衰老进行职业调整的各种可能等等。

　　我们为医学进步带来的寿命延长欢欣鼓舞，但我们却缺少思考，如何使得延长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难道我们千方百计延长的生命仅仅是为了“被养着”？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如何让老龄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次契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才能让老龄的价值发挥光芒？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行政学系）